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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兹中国:重建有关"中国"的历史论述

《宅兹中国:重建有关"中国"的历史论述》讨论“世界”“东亚”与“中国”、“学术”与“政治”、“认同”与“拒斥”、“国别史”与“区域史”这样一些大问题。《宅兹中国》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,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,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,而是体系完整,一气呵成。通读全书,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,论证之细致,说理之透彻,令人由衷敬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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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货  号:G51E4FFBD46EB7
  • 所得积分:3
  • 作者: 葛兆光
  • 出版社: 中华书局
  • ISBN: 9787101077643
  • 出版时间: 2011-02
  • 开本: 16开
  • 市场价: RM39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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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描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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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宅兹中国:重建有关"中国"的历史论述》:1895年以后,大清帝国从“天下”走出来,进入“万国”,原来动辄便可以“定之方中”(《诗经》)、自信“允执厥中”(《占文尚书》语。)的天朝,渐渐被整编进了“无处非中”(艾儒略语)、“亦中亦西”(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,便不得不面对诸如“亚洲”、“中国”和“世界”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。为什么是“亚洲”?究竟什么是“中国”?中国如何面对“世界”?
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,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作者简介

葛兆光,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,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,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,历史系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、思想史和文化史。著有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》、《道教与中国文化》、《中国禅思想史》、《中国思想史》(两卷本)、《屈服史圾其他: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》、《西潮又东风:晚清民初思想、宗教与学术十论》等。

目录

自序 
绪说 重建关于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——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,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?
引言“中国”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“中国”
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,贝:“区域研究”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
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:在亚洲中消融的“中国”
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:同心圆理论
四 大汗之国:蒙元与大清帝国对“中国”'历史的挑战
五 后现代历史学: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?
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?
结语 历史、文化与政治: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
【附记一】
【附记二】
第一编 在历史中理解中国
第一章 “中国”意识在宋代的凸显——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
一 “中国论”与“正统论”: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
二 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:天下、四夷、朝贡、敌国
三 中国:“边界”的浮现
四 民族、国家与文化的观念:反夷教的意识以及确立道统
五 汉族的和中国的,什么是汉族的和中国的?
第二章 山海经、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——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
一 想象和知识的差距:异域的想象
二 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:旅行记、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
三 想象加上想象,故事加上故事:女国、狗国与尸头蛮
四 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:来自古典知识和历史记忆
五 利玛窦来华之后:从“天下”到“万国”
……

第二编 交错的亚洲、东亚与中国
第三编 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
绪论 预流,立场与方法
参考文献
后记

文摘

插图:



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:同心圆理论
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,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。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,但是,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。对于“中国”这个议题,台湾方面某些学者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,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,有种种批评,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,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,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“中国”的论述,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,他说,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“历史上的中国”,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。
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?“中国”,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“中国史论述”,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,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,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太多的政治意图。不过,在历史学领域,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,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,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。其中,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“同心圆”的理论,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先生。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,他说,“到1990年代,此(指台湾代表中国)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,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,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,已经引起学生的更大的兴趣。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'中国主体,台湾附属'的认识方式,也有人深有同感”,他觉得,这是反抗文化霸权,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“中国”论述,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,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,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,第二圈是台湾史,第三圈是中国史,第四圈是亚洲史,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。
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,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,分别从“小”与“大”两面消解“中国论述”之外,把“中国”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,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。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“台湾”从“中国”认同中“拯救”出来的基础上,因此他强调,所谓“中国”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,“此'中国'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'中国'不同,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,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,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,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”,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,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,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“中国”的周边地区,改造土著,因此,“汉化”这个过程,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,是一个文明化(华夏化)的过程,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,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,土著只有汉化,因为“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,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”,因此,按照他的说法,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,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,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,这种所谓同一性,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。
他们觉得,这是祛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“混乱”的良方。但是,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,从历史论述上看,台湾的清晰,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,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,在这种“离心”的趋向中,也发生了同样的“混乱”。2003年底,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会上,作为原所长的杜胜,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,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,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,即“不该有国情之别,只有精确不精确,可信不可信”的学术,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,有很浓烈的“学术民族主义”,这种“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”,可是,如今却不同,他在第六节《期待新典范》中提出,“史语所在台湾,客观情境让它跳出'中国'这个范围的拘限,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'国'耻悲情”,这个时候,他提倡的是“超越中国的中国史”,是“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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